吴敬琏：中国社会有撕裂的倾向 (转)

我比叫相信的一位经济学家, 关于中产的论点也比较有启发:

文/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杜亮 [2009-01-06]
中国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。但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，都要把自己“装”成是弱势群体，说明这个社会有撕裂的倾向
吴敬琏，被誉为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”。在他当选为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评选的“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”之际，吴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？
吴敬琏：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学的。而经济方面的改革确实在我们的种种改革中走得是比较快的，应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。所以经济学家的作用可能显得突出，这是肯定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但是感觉近些年，经济学家作为改革决策智囊的地位有种下降的趋势。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？
吴：也许这种估计原来就不对。你刚才提到两个词儿，智囊、下降。智囊不智囊对经济学家来说，是第二位的工作。作为一个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者，他的职能首先是认识经济活动的规律性。而在中国，常常是以政府作为尺度来判断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我记得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我们社科院那时候还叫学部，有一次开会，考古所所长夏鼐提了一个意见，他就觉得奇怪，到底宣传是依据科学还是科学根据宣传的要求呢？不能把这个关系放倒了。
政府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制定经济政策，他们应该去向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请教，然后根据政治上的考量来决策，而不是相反，经济学家听政府的指导，然后来发明一套理论。
你所说的经济学家地位下降，可能受前几年的那场讨论影响，丁学良说过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人之类的话。他就是看到了确实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功底是比较差的。按照美国或者香港教授的标准，可能我们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不符合。但是他不能反过来说不超过5个人。就是按照他们香港科技大学的标准，就是10个、20个都有。我自己觉得我们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是受过比较严格的训练的，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为人们所承认的，7、8个至少是有的吧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撇开功底问题，从公众层面，对于经济学家的公信力也有很大疑问。比如，一些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，成为利益中人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吴：每一个人都是利益中人。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发现客观规律，作为一个人，他当然也要追求体面的生活。但是既然以研究科学为职业，他就要靠这个职业来谋求改善生活。不是说要求他超凡入圣，不食人间烟火。他也可以去经商，但是不能因为他的商业利益去扭曲对客观规律的认识。越是素养好的人就能够超越狭隘的利益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现实中，好像具备这样素养的人不多。所以有人称您为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”。
吴：这个我不敢当。我想说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良心，诸位更是社会的良心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改革开放三十年，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，大家也认为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。但是进行系统的梳理，总结出一种理论来，好像还没有看到？
吴：有一本书叫《转轨经济学》，是美国人写的。你看一看他引用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，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在总结各国转轨中的贡献，并不比国外经济学家少。当然达到科尔奈那样水平的很少，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。至于要专门讲中国，科学这个东西好像不大分国界，那是应用经济学的问题，不是理论经济学的问题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渐进式、双轨制的改革道路，是我们前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基本特点。但是大家现在开始疑惑，顺着这条路还能走多远？
吴：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跟有些经济学家不太一致。我只说双轨，不说渐进，渐进、激进讲的是速度问题，这是说不大清楚的，是很表面的东西。双轨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很大，同时市场也配置了好多资源，两套体系。在早期，它正面的作用肯定是主要的。但是我认为到了上世界80年代中期，它的弊病就已经非常明显了。现在我看负面的东西是主要的。双轨制这两套体系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权力寻租，权力搅在市场交换中间，到处都是腐败之人，腐败制止不住。所以要摆脱双轨制。如果不消除的话，社会振荡是不可避免的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，双轨制更加强化，政府那一轨在强化。它本应该是逐渐消除的，却在强化，那么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。个人运用他掌握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，这种现象太严重了。而且，这几年有一个倾向，一些群众不满，不满就把火引到企业家身上去，引到一般的富人身上去，引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去，就是这个办法。这是玩火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种中间状态？
吴：是的。我把它叫做重商主义。最终的状态，或者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法治的市场经济，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，也就是坏的市场经济。我说过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您认为往哪个方向走的可能性比较大？
吴：这个我不知道。我是希望它向好的方面走。但是要让权力自觉退出市场很难，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，他们能够让极端派都服从于公认的规则。危险在于社会一分为二，形成两个极端派，什么工人阶级压倒资产阶级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从中间派的崛起来讲，您觉得中国还是挺有希望的。是吧？
吴：有有希望的一面，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。从经济基础来说，我觉得所谓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在这30年里面，成长壮大得很快，这是有希望的一面。没有希望的一面，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。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，林达的《西班牙旅行笔记》。他是说一个社会，如果这个环境由两个极端派把整个社会撕裂了，中间派就会消失，或者变成多元化了。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苗头。你看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，都要把自己装成是弱势群体。他都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中产阶级，我们就是主流阶层。
这个现象很奇怪。在现代社会里面，一般都以自己是中产阶级而自豪。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个倾向，撕裂的倾向，变成两个极端派。这个中间派躲在一边，躲到弱势群体里边去，否则的话他就可能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。你看现在反腐、反腐，反来反去就反中间的，而不反真正的权贵。所以我有悲观的一面。
环境问题是这样。我说中间派自己有两个毛病：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，不知道作为中等收入者阶层他的根本利益在哪里，就满足于我有一个好房子，生活不错。再一个毛病，就是公民意识不强。所以，对于中间派来说，要清楚你是这个社会的公民，是这个社会的主人，要勇于承担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？
吴：一方面唤起大家的自觉，唤起大家的公民意识。 另一方面还是要呼吁法制来使这个社会环境有所改善

美丽的田园风光

十一放假，开车回家，经宁靖盐高速。 路宽，车少，天高气爽。 尤其是, 两边的田野一片整齐的绿色，感觉心旷神怡。在美国乡下开车的感觉又浮了上来。不再是简陋的土路，肮脏的农舍，真的感觉到农村也日益发达了。中国的进步真的很快！

Toronto印象

说到印象，就该有照片。不过实在是个懒虫，没带相机。

CN Tower值得一去。高度对亚洲人来说实在不算什么了：台北的101，上海的环球金融，马来西亚的双子座，迪拜的Burj Tower...... 不过CN Tower的View真是好。在上面看ONTARIO湖，看湖边的那些建筑、小岛、机场....... 值得一去。顺便说下：湖景公寓大概是1.2Million 加币，合8百万人民币吧，和上海最好的地段的公寓价格相当。

Royal Ontario Museum，是去吃饭的，顺道参观了下。建筑比较奇特，非传统几何形状，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观下。

University of Toronto，在我住的酒店边上，好多亚洲人......

Downtown高楼临立，很繁华。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吧......不过好象物价也不便宜（和美国乡下比）。

其实这次去也带着一个问题：将来可以到加拿大养老吗？好象Toronto还难以成为我心中的终老只地，下次去Vancover再看看。

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启示

昨天在纽约的研讨会上做的发言大纲。准备时间很短，但好象效果很好，感兴趣的人很多。

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快速发展，GDP由世界排名15升到第4，2008年肯定超过德国变成第3。30年年均增长应该近10%。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，中国无疑是成功的快速增长公司。那么，中国做了些什么获得这样的成功？国内经济学家有很多讨论，主要观点如下：

1、做擅长的事（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）
-曾经中国专注于重工业，但并不成功
-改革后，政府并没有有意计划做劳动密集产业，但自然选择的结果使得中国充分了发挥劳动力优势。

2、边走边看（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）
-中国的改革其实在开始没有具体的计划，只有方向。
-中国及时停止了理论的争论，允许尝试，允许失败，小步前进，摸着石头过河

3、充分放权（张五常的县级经济竞争论）
-中国政府的经济主体是县
-全国2000多个县，以GDP为导向，相互竞争吸引资金，使全国经济快速发展

4、中央有力协调（与印度比较）
-中央政府在基础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协调作用，促进跨区域的交流

这些做法当然有负面作用，但在当时对经济都起到重要促进。现阶段开始反省、调整（细节省略）

对商业战略有什么借鉴？
1、专业分工，做擅长的事
2、战略是EVOLVING而不是计划的
3、组织内的充分放权和KPI导向
4、组织的集中管理

第2、3点尤其被感兴趣，得到了长时间的讨论。

保证两个月

最近从一个温州老板那里听来的一个真实的笑话:

温州老板现在已经做到十几个亿的规模了，说起起家的经历。当年温州其它厂家做出来的产品（某工业电器）都不合格，温州老板也下海办了家厂，去找客户。

客户说：你的产品质量怎么样。
老板说：没问题，可以保证两个月不坏。
客户说：行，只要一个月不坏就行。因为东西卖了要一个月才能收到钱。

这就是当年！

能骗你去看电影吗？

我们如何决定是否去看某场电影？靠耳闻：听说这场电影阵容强大，听说这场电影很好看，听说是部投资巨大的大片。如果再听说得了什么大奖，那就更要去看了。

看完电影后无非两种反应：1、其实不好看：看也看了，以后对这个导演或电影公司要减个印象分，或者也会劝周围的人别去上当，但想上当的人还是会去；2、真的很好看：推荐给周围的人，对导演更加信任，期待下部电影。

假设：电影观众中有80%是根据媒体宣传自己决定来看电影，20%的人不相信宣传，只按照别人的口碑来决定是不是看电影，那成功的媒体宣传直接带来80%的收入，不管电影是不是好看。

所以言过其实的宣传是有巨大的短期效应的。但是会赔上导演/公司的长期信誉。也所以，为什么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很重要，因为他们的声誉是电影质量的保证。

或者另一个模式：象好莱坞一样，国内市场票房收入只占到50%收入，其它50%考国外市场和DVD等后期产品。那媒体宣传只能带来50%的收入，其它50%是靠口碑获得的收入。公司就更会重视电影的实际质量。

且慢，其实不管首批观众占总收入多大的比重，在一部电影已经拍好的情况下，靠口碑获得的后续收入实际已经确定，电影公司能做的就是通过媒体宣传尽量提高首批观众收入水平。所以不管电影质量如何，电影公司对电影的吹嘘、包装是一定的。

所以总结下：每部电影都会被包装成精品，仿佛导演们就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即便是被恶搞的“无极”，相信在票房上也没有受损。唯一连累的，是凯歌导演的招牌。

US visa again 之again 篇

忘了文章的重点其实是想说前两天的一次美国签证来着。

公司找了个agent帮我约了时间、添了表格。（所谓agent就是签证处旁原来一存包起家的黄牛修炼成精，租了门面，就可以收300元一人的服务费——心中暗算这生意能赚多少钱，是不是也开一个）

这天下午1点到了梅龙镇广场旁，开始漫长的排队。排队的漫长就不描述了，为打发时间，数了下，共排9次队：1、梅龙镇广场西边马路下车开始排队；2、领了牌子转到梅龙镇广场北边马路等电梯；3、出了电梯在电梯间排队；4、出了电梯间在走道排队，保安对护照；5、终于进了签证处的门，安检、填快递表；6、快递表查验合格排队交表；7、交表后等待喊号再领回表格；8、领回表格后排队按指纹；9、然后再排队等面谈

一路无话，唯一的亮点是看到了一位亚洲裔的签证官MM。（说MM好象太温柔了，女同志吧），我猜是台湾的。
1、在按指纹的地方，一群老头老太围在窗口看，女同志喊：“全部往后退，你们这样我全部拒签”。我想：吓谁呢？说不定就一小打杂。
2、后来排队等面谈，发现女同志还真是签证官，听了几个段子
- 甲要去美商务，不会英文。女同志用中文大喊：“我不知道你不会讲英文为什么还要去做商务？” （老板都带翻译的哦）
-乙要去开会什么的，做药的，女同志喊：“你做什么药说给我听，什么效果，什么成分”（好象说了你能听懂？）
-丙刚到窗口，女同志说：“你为什么留这么长的指甲，我很好奇... 挖耳朵？难道中国人的耳朵就特别痒吗？我真的不明白...”然后很爽快的给了签证（我猜她也怕丙签不过告她歧视什么的）

对比下，有个很好的美国GG。
- 一个老头在他窗口签的，GG看了看用中文说：“你通过了”。老头有些迟钝，GG又说了一遍。老头还有点迟钝（大概没想到这么顺利）。旁边的保安上去赶他说：你过了，快点走，还留在这里等吃饭？GG敲敲窗，把保安叫过去：“这个人已经90几了”提醒他礼貌些。

后来我是女同志签的，给了我一年的多次签证，至少这两年不用再排队了！